三個母親

圖：外公外婆年輕時，外婆懷抱中為母親

電影「多桑」中，呈現的是吳念真那總愛自稱生於昭和四年 (1929)的父親的生命歷程。受皇民化教育對日本有深化認同的多桑，卻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成為文化孤兒；九份的礦業沒落了，卻給多桑留下了矽肺病，及終來不及親自遊歷的富士山與皇宮。操台日語的多桑與說國台語的兒子，到只能說國語只能靠父親與多桑溝通的孫子，一家三代見證台灣社會文化的轉型，舊時代的幕在遞嬗中終於褪去。

圖：戰時攝於菲律賓的外公

與多桑同時代的是外公外婆那輩的故事。外公二戰時參戰到了南洋，終戰後外公遭聯軍扣押，外公的母親在音訊杳無下終日以淚洗面，終未及等到兒子歸來即過逝了。後在二二八時，外公從嘉義連夜避至了花蓮，之後並與外婆生下我的舅舅、姨媽與阿姨們。外婆本是嘉義朴子人，據說父親是醫生，外婆在搬去花蓮前或之後結識外公我並不清楚，總之隨著當警察的外公在花蓮共同撫養七個兒女長大。

圖：1970大姨媽婚禮時的母親（中）

在台灣加工出口興盛的年代，母親也離開了花蓮到台北從事紡織工作，可能是此時認識了父親。在結婚懷了姊姊後，母親便辭了工作全心照料小孩。後來父親留學在外，母親在台灣生下了我，隨後舉家居住在加拿大直到我三歲時回台。在國外及台北的成長環境，即使後來搬到了雲林，台語終究無緣成為我的母語。

就如同「多桑」的故事般，時空的差異刻劃出截然不同的三代人。空間及語言的隔闔讓偶回花蓮的我，對外婆感到的是既疏離又親切的情感。外婆有時會試著和我講國語，而我有時也在父母教導下回應一點台語。缺乏共同生長的歷程與共享的記憶，加上天性極自閉的我，讓這樣的互動有點困難，但那樣的情意是我能強烈感受的。過年時回花蓮，外婆要發紅包被母親推卻，趁母親不在時又再把紅包往我手裡塞，竟是我記憶裡最鮮明的外婆。

圖：1974外公、外婆與舅舅、姨媽、阿姨們，後排左三為母親，攝於花蓮鳳林見晴派出所前

外婆在上個月過世了，今日是母親節，寫這篇結構零亂的短文，是為了向文中出現的三位母親：母親、母親的母親與外公的母親致意。我的父母平日並不常說起家族的歷史故事，或他們的故事，總有一天我也會忘了很多的事，但總有些事要記起來，再傳下去。本文的照片是從熱衷文史的大表哥的網誌挖寶來的，僅此致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