研究題目的轉與變(1)

復學之始，滿腦子想著要走務實的路線，多少也懷著點經世濟民的熱血，於是一進來便擬了個環境政策作為研究的方向。若順著這條路線走下去，那應是個牽涉到管理、評價工具、法規的一條道路。

環境政策都還沒開始深入，就在文獻中遭遇了環境正義(environmental justice)。若政策的目的之一在於實踐正義，那這個概念似乎更為核心，也更吸引人－或者說，更為好聽。(「正義」總是帶來無窮想像啊) EJ的概念跟種族脫不了關係，於是結合了老師專長之一的原住民領域，以正發燒的司馬庫斯風倒櫸木事件做為主題，想作個「空間衝突」的分析。這樣的題目並不強調人類學色彩，反而更帶點基進的野心。

學期中seminar時，題目曾被質疑地理學少有衝突相關的理論，當時其實並不以為然：個案就擺在那，沒理論不代表無法分析嘛，要不然過去多少社會科學的理論、模型是怎麼誕生的？大不了野心更大一些，能自己搞個理論不是更好？(後來想想自己也實在不知斤兩，這樣的野心畢竟不是在碩士論文層次上可以實現的啊)

於是在其他老師建議下，同樣的事件轉向自然資源經理的角度探討。老實講，從原先的想法轉到這個方向後，題目就開始變得乏味起來了。倒並非自然資源經理保育的課題無聊，而是風倒櫸木事件套以這個角度分析，我總是覺得反而左支右絀，難以施展。

直到期末交換學生結果公佈後，原先的研究區是無法在國外繼續研究的，總不能前日還在挪威的森林裡臥冰求鯉，隔日便要我在smangus部落參與觀察tayal族人的gaga是怎麼一回事吧？